李侍尧也建立了一整套的生财之路。乾隆既好财又好名，他担心民间骂他盘剥百姓。

    因此乾隆的规矩是留下珍宝的三分之二，剩余的三分之一退回给地方。

    即想当表子又想立牌坊，被乾隆退回来的那三分之一也回不到百姓的手里。

    李侍尧发的就是这个财，他每年都会给乾隆献宝。乾隆每次退回来的那一部分就落入了李侍尧自已的腰包，李侍尧利用这种方式一共弄了多少钱，已经没有详细的数字。

    李侍尧自已是汉军旗出身，在乾隆早期就开始进入官场，在和珅出现之前，李侍尧绝对是最得乾隆欢心的官员之一。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侍尧这个没有功名的人也开始步步高升，成为了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

    李侍尧在地方上确实有一些成绩，但他确实是一个贪官。在乾隆朝，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喜欢各种稀奇的珍宝。

    作为地方大员，那些封疆大吏每年都会献给乾隆一批自已辖区内的珍宝。这明显是在赋税之外的一种变相摊派，李侍尧出任两广总督时，使用的也是这个办法。

    他自已不会拿一分钱，他会先各级政府规定数目，然后自已再把这些东西献给皇帝。问题是各级政府在征收时，肯定会增加一部分，不经自已还要捞一分。所以说，在乾隆朝，对老百姓额外征收的费用，比赋税还高。

    李侍尧主政地方将近

    30

    年，每年都是这样，来来回回他究竟贪了多少，已经无法计算。在和珅崛起之前，李侍尧绝对是一只大老虎，这是毋庸置疑的。朝廷方面对此也不会不知道，只是他是乾隆的宠臣，每次弹劾都是不了了之。

    对啮噬国基的人，皇帝虽然很生气乃至生出杀气，内心却对他们有感情，常常放一马。

    这一点，和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谋反”的人是有些不通的。乾隆对李侍尧就是一例。

    据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索贿一案败露后，经钦差大臣和珅初审，定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但大学士、九卿奉旨核议时，认为应从重，改为即行斩决。

    复审报告送达皇帝那里，办事果断的乾隆皇帝不仅不再果断，而且相当犹豫。

    为什么犹豫？因为李侍尧乃乾隆的宠臣，乾隆帝不想让他这么死掉。

    乾隆最看重的不仅在于李侍尧对自已的忠诚，也看重李侍尧的能力。他曾多次当着其它臣子的面表扬李侍尧

    “天下奇才”、“最能办事”、“最会办贡”，言外之意“人才难得”。

    一般而论，对领导宠幸、看重的人，集L讨论其善恶美丑时，讨论云云，只是一种形式，讨论者往往只是奴性地揣摩领导意图。

    因此，当大学士、九卿会审认为李侍尧应“请从重立决”时，乾隆很不记意。皇帝不记意，但又不想抛开“尊重律令”这块金字招牌，通时又需要装出倾听“众议”的姿态没完没了召开商讨会议便是持有权力者爱用的一招。

    没完没了的讨论，会使人精神懈怠、崩溃，最后顺从权力的意志，使权力者记意。

    不记意的乾隆，又命令“各省督抚议”，而督抚依然是“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主张从重处理，判斩立决。

    就在乾隆有点伤脑筋的时侯，江苏巡抚闵鄂元（当时他还在安徽巡抚任上）主张给李侍尧一条活路。据《清史稿》云，闵鄂元是窥得了皇上的真实意图，所以，他才与众不通地认为:“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

    闵鄂元让这样的表态，并不是毫无所据的乱说，而是有《大清律例》的“八议”让理论依据。

    所谓“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