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没有准备发言，因为我不想口是心非的说一些口号式的语言。

    现在罗队长点到我，也就不得不说：“那好，我还是来表表决心，大大教导我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生活在城市，什么犁地耕田，什么栽秧打谷的事情全然不懂，正如古诗所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下乡插队来到这里就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学习你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学习你们艰苦朴素、不辞劳苦的精神，学习各种农业知识，学习……”

    我的发言得到了全L社员热烈地掌声。

    散会后，社员们打起火把陆陆续续的各自回家去。

    我从未见过山区的火把是什么样子，仔细的观看了一番，原来火把是采用十来根拇指大小的竹子，晾晒干后，锤破捆绑在一起，大概一个火把有一米五左右的长度，据说可以燃烧30分来分钟。

    “左岸，左岸。”

    罗队长向我招招手。

    “哎，来了。”

    我来到罗队长的面前问道：“罗队长啥子事？哦，忘了，忘了，应该叫你罗支书吧”

    “无所谓的，叫什么都行。”

    罗队长顿了顿：“不过还是叫队长吧。”

    “不，应该叫支书才对。”

    我说道。

    “好吧，支书就支书，都行。”

    罗队长说道：“是这样，明天你睡醒后，不要慌，休息够了到大队部来一下，我有事情给你说。”

    我疑惑了片刻随即答道：“好的，我明天来。”

    回到临时住的地方。

    我躺在临时铺就的木地板床上辗转反侧，爬了一天的山路，已经很累了，余建国他们几个已经鼾声大震起来，我本来也是一个瞌睡虫，头挨枕头秒秒钟就睡着，现在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为什么罗队长（以后应改口叫罗支书）叫我一个人到大队部去呢？

    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

    应该不会吧，我都那么积极地响应号召到农村来改造世界观，难道还要把我……

    我出生于一个资本家的家庭，解放前我们左家是盐都市的大资本家，不仅我父亲、爷爷、祖父还有以上的曾祖父等等都是资本家，不说差三代就是十代以上，我那个家族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

    本来我爷爷在解放初期为支持红色政权，把他名下的许多企业捐献给了政府，为此，还被国家领导人亲自签署委任状，任命我爷爷为省政府委员和主管工业的副厅长。

    我父亲也在爷爷的领导下从事公私合营的工作，可在1957年爷爷被打成右派，从省上下放到盐都市来挂了个闲职，父亲就惨了，说他主管公私合营期间，生活奢华，与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形象相距甚远，还怀疑他有重大经济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就被打倒，也没说是犯了什么罪就被下放到很远的一个山区进行劳动改造。

    我母亲解放前是地主家里的千金小姐，和父亲是成都“光华大学”的通学，这在当时来说，母亲就算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后进了报社当编辑。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小弟，不谙世事的我曾经冲进批斗父亲的会场去解救父亲。

    在我心里，父亲是一个宽厚仁爱的好人，是我心中的“神”，不应遭受如此的侮辱和折磨。

    我这种无知的冲动换来的结果不仅没有“解救”到父亲，反而导致在报社工作的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后被下放到一个街道企业去扫垃圾。

    如果不是有我们这样几个孩子的话，或许母亲也逃不了蹲牛棚的待遇。

    看到手无缚鸡之力的母亲整天拖着承重的“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