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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安史之乱，一个多月便攻入洛阳那种事情总归是少数。

    “黄巢围攻洛阳，这对我们确实有好处，他越晚打下洛阳，我们施展手段的时间就越长。”

    刘继隆收起这封奏表，随后看向罗隐道：“吾亲自手书一封，你挑选有能之人前往关东，寻到皇帝行在后，看看能否缓和吾与朝廷关系。”

    罗隐眼前一亮，连忙作揖：“殿下放心，臣定不负众望。”

    君臣对答间，刘继隆写下一封手书，随即转交给了罗隐。

    罗隐小心翼翼收起，紧接着看向刘继隆，却见刘继隆望向马车外，目光是那一群群仰望马车的农户。

    “昭谏，你觉得百姓秉性如何？”

    刘继隆询问罗隐，罗隐闻言没敢立马回答，而是小心翼翼道：“百姓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他借用《荀子·哀公》中的这句话来回答，可刘继隆并不满意，因为他询问的是百姓的秉性。

    不过罗隐避重就轻，甚至有些偏题的回答，倒也能说明他对百姓的看法。

    刘继隆前世学过不少有关政治的东西，其中阶级矛盾无疑是必谈的一个政治问题。

    每个时代的阶级矛盾各有不同，如果真的要划分，其实就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刘继隆如今也是剥削者，因为时代背景和生产力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什么解放者。

    不过他可以在剥削的同时，尽可能的开放百姓的眼见，开放他们的思想。

    开放思想，无疑需要更多识字的人，而汉军如今的官学体系，实际上还是服务于统治者的一套体系。

    想要真正开放思想，那就得把学习的门槛降低。

    精英式的官学体系，只适用于快速培养一批平民学子，但随着这批平民学子成为官吏后，新的剥削便开始了。

    刘继隆很清楚，但是他需要这群人，所以他没办法。

    唯有结束战乱，他才能继续推广官学，而历史上也有对应的例子给他抄写，那就是朱元璋的社学制度。

    不过朱元璋的社学制度虽然很好，但受限于明朝糟糕的财政问题，延续不过百年便开始宣告流产。

    刘继隆所想的，就是依靠社仓制度，多多培养教习下乡，衙门只负责教习俸禄，不再负责学子的纸笔砚墨。

    只要停下提供纸笔砚墨的制度，衙门就可以省出大笔开支去安排教习下乡。

    不过问题也摆在眼前，纸笔砚墨造价高昂，平民无疑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压力。

    所以自己必须先解决纸笔砚墨的成本问题，起码要将价格打下来些才行。

    五六十年代的扫盲手段，刘继隆也曾考虑过，但他思考过后便觉得不现实。

    首先建国初的文具物价是国家统一定价，价格低廉，只要不买钢笔和书包，采用布包和铅笔，普通百姓在文具上的消费也不过块钱，而当时一个农民每天上工，一个月的工分就价值六块钱。

    生产力的不同，让刘继隆只能抛弃这种快速扫盲的方式和手段。

    所以摆在他眼前的，只有招募大量教习下乡扫盲这一条路可走。

    相比较学子纸笔砚墨的价格，教习的俸禄便显得很便宜了。

    不过在推广这种变相的基础教育前，刘继隆还是得继续走精英路线，培养出一批毫无背景的官吏才行。

    想到这里，他伸出手翻出国子监的奏表，从中看到了去年毕业的大学学子数量。

    两千八百余人，这是陇右官学每年向他交出的一份答卷。

    他拿起奏表开始一份份处理起来，时间飞速流逝。

    一个时辰后，随着马车渐渐停下，罗隐也开口提醒道：“殿下，到长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