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苦味，我知道，从他袖口飘出的苦杏仁味歪斜得恰到好处，像斯大林在1941年秋常有的疲惫模样。解开衬衫，胸前的三颗假痣在灯光下泛着乌青，左胸。远处传来德军空袭的爆炸声，震得地堡墙壁簌簌落灰，却让心跳渐渐平稳——比起死亡，更可怕的是被贝利亚的怀疑凌迟。

    十四点整，卫兵敲门通知准备出发。我对着镜子调整烟斗角度，烟嘴咬在右唇角，缺牙的齿缝刚好露出半颗犬齿，这是1936年宪法颁布时的官方照片角度。镜中人的灰蓝色眼睛里，农民的惶惑正在被某种坚硬的东西取代，像冻土在寒冬中冻结成冰。

    手指抚过桌面，触到老人留下的胡桃木镇纸，边缘的缺口是1940年拍桌训斥莫洛托夫时留下的。突然想起冷藏室里的遗体，左脚小趾少了半截，那是1913年流放时被镣铐磨掉的，而我的脚趾此刻正完好地蜷缩在靴底——这个只有贝利亚和朱可夫知道的细节，至今未被提及，像颗埋在鞋底的地雷。

    走出地堡的瞬间，莫斯科的寒风灌进领口，带着硝烟、煤灰和烤焦面包的气息。远处的红场传来隐约的军乐声，混着德军炮弹的尖啸，却比地堡的寂静更让人安心——在死亡面前，谎言反而显得具体而微。

    贝利亚的轿车停在走廊尽头，他靠在车门上，指尖夹着的香烟明灭不定，目光扫过后颈时，像在检查伤疤是否因冷汗而褪色。我点头致意，他回礼时，袖口的氰化物香囊轻轻晃动——那是高个子特工同款，也是我藏在袖口的胶囊的孪生兄弟。

    当阅兵车的引擎声在地堡外响起时，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婚戒，内侧的“娜杰日达，1919”硌得指腹生疼。后视镜里，自己的倒影与老人的照片渐渐重叠，唯一的区别是——他的眼里有真实的伤疤，而我，有真实的恐惧。

    朱可夫的越野车在前方开路，车灯刺破晨雾，照见路边堆砌的街垒，以及墙面上新刷的标语：“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字迹未干，石灰水顺着砖缝流淌，像流泪的眼睛。我知道，贝利亚的怀疑会像这些未干的字迹，在寒风中渐渐凝固，而我必须让整个苏联相信，那些标语上的每一个字母，都刻在斯大林的骨血里。

    阅兵式的军乐声越来越清晰，后颈的结痂在颠簸中微微发疼，却让我想起老人临终前的话：“贝利亚的怀疑是把钝刀，越躲越疼，不如迎着刀刃走——因为他不敢真的割下去。”

    轿车拐过红场街角，列宁墓的尖顶在硝烟中若隐若现，我看见观礼台上攒动的人头，听见千万人压抑的呼吸。掏出烟斗时，烟嘴的咬痕正好贴合齿缝，像块量身定制的拼图——从在会议室说出第一句话开始，阿列克谢·西多罗夫就不再是被追捕的农民，而是必须让贝利亚、让朱可夫、让整个世界相信的，带着察里津伤疤的斯大林。

    德军的炮弹在远处爆炸，气浪震得车窗嗡嗡作响，却盖不住即将响起的“乌拉”声。我望着镜中的自己，后颈的假伤疤在晨光中泛着暗红，与克里姆林宫塔尖的红星遥相辉映——原来最完美的谎言，从来不是天衣无缝，而是让怀疑在信念面前，显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