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都觉得我疯了。放着年薪几十万的工作不要，跑回穷山沟里去扶贫

    可我心里清楚，那不是扶贫，那是回家。我带着厚厚的设计图纸，揣着那笔沉甸甸的善款，还有一颗滚烫的心，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

    刚回来的那段日子，是这三年来最温暖的时光。消息传开，整个村子都轰动了。亲戚邻居们围着我，七嘴八舌，话里话外都是骄傲。陈远出息了，不忘本！咱们村也要有自己的学校了！以后娃娃们上学就方便了！

    村里人主动来帮忙，清理地基，搬运物料。刘刚更是拍着胸脯，说工人他来组织，保证都是干活实在的乡亲。连钱明，也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不少支持的话，虽然我总觉得他眼神里少了点真诚。但那时的我，被热情和希望冲昏了头，只觉得干劲十足。

    可真正开始动工，困难才接踵而至。选好的校址地质有问题，

    пришлось重新勘探；从外面运材料进来，只有一条狭窄的盘山土路，一下雨就塌方，运输队三天两头堵在半路上；施工队是临时组织的村民，缺乏专业经验，很多细节我必须手把手地教，一天下来嗓子都喊哑了。

    为了赶工期，也为了解决一些图纸上没预料到的问题，我经常自掏腰包买些急需的零件或者补贴运费。短短一年多，我带回来的积蓄就花得七七八八。人晒得像块黑炭，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好几个晚上累得直接睡在工地的简易棚里。但看着学校的地基一点点打好，墙体一天天砌高，心里那份满足感，是什么都换不来的。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村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微妙。

    大概是看着我虽然在工地干活，但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还是跟他们不一样。开始有人在背后嘀咕：陈远在城里肯定捞了不少钱。你看他那手机，得好几千吧这学校建好了，他还不得拿个大红包

    钱明有一次私下找到我，腆着脸，话里话外暗示，村委会为了支持学校建设也协调了不少关系，是不是该给点管理费，意思意思。我当时就沉下脸，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我说：钱书记，这每一分钱都是外面捐来的善款，账目都是公开透明的，要对捐款人负责，一分钱都不能乱花。钱明碰了个钉子，脸色当场就变得很难看，哼了一声走了。

    接着是刘刚。他几次三番找到我，说现在物价涨了，工钱太低，兄弟们有情绪，要求加工资。我耐着性子跟他解释，慈善资金是专款专用，工钱是按市场标准给的，实在没法再加了。我甚至把账本拿给他看，但他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眼神里多了些不满和疏远。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似乎也从那时候开始出现了裂痕。

    再后来，我发现工地上堆放的水泥和钢筋总是莫名其妙地变少。我去查库房的登记，想找出问题，刘刚却拦着我说：陈远，都是乡里乡亲的，别那么较真。工地上干活，顺手拿点东西回去用用，算个啥事你这么小气，以后谁还愿意给你干活

    钱明也在旁边帮腔：就是，陈远啊，水至清则无鱼嘛。

    他们俩一唱一和，还故意把这事在村民面前歪曲，说我小气刻薄，连一点点损耗都不允许，把捐来的钱看得比自己命根子还重，肯定是想自己贪了。

    流言蜚语像长了翅膀，越传越离谱。说我打着建学校的名义，把大部分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说我那五万块的顾问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用来掩盖贪污的幌子。

    学校的建设进度明显慢了下来。工人们开始出工不出力，迟到早退，甚至有人故意弄坏刚砌好的墙角，或者把沙子混进水泥里。我找他们谈话，他们要么低头不语，要么就阴阳怪气地说风凉话。

    就连一些平时走得近的亲戚，见到我也开始变得躲躲闪闪，眼神回避。那种被孤立、被怀疑的感觉，像无数根细小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