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写的商业，当然只收营业税！”

    年轻的小赵却摇头反驳，眼神中充满了对原则的坚持：“可这分明是生产行为，按毛利率算营业税，国家不得亏大了？”

    角落里的老孙突然插话，声音洪亮：“前店后厂得按工业算，我去年查过钟表铺，也是组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人激动地拍桌子，有人扯着嗓子反驳，墙上“依法纳税”的标语在声浪中微微震颤，仿佛也在为这场激烈的讨论而颤抖。

    张阳摸着口袋里皱巴巴的烟盒，脑海中回想起王丹摊位上歪七扭八的焊点。

    那些东拼西凑的元件，就像这个时代的经济缩影——新旧交替，规则模糊，一切都在探索中前行。

    散会后，他连夜写了份报告，字迹被钢笔水压得深深凹陷，每一笔都凝聚着他的思考与责任。

    就在他准备关灯时，窗外突然闪过一个黑影，动作迅速而诡异。

    他心头一紧，走到窗边查看，却只在墙角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团烧剩的纸片，隐约能辨认出“特殊渠道”几个字，这无疑为整个事件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三天后，张阳站在市局大楼前。

    石阶上结着薄霜，玻璃门把冰凉刺骨，仿佛预示着即将面临的艰难抉择。

    税政科徐科长的办公室里，铁皮文件柜摞得快顶到天花板，仿佛是一座知识的宝库；墙角的算盘珠己经泛黄，见证了无数的税收计算。

    听完汇报，徐科长摘下眼镜擦拭，镜片后的目光透着疲惫，显然是被这个新问题困扰许久：“我干了二十年税务，头回碰上这种事。”

    两人摊开《工商税条例》，泛黄的纸页间夹着几片干枯的茶叶，仿佛是岁月留下的印记。

    徐科长的红笔在“工业产品税”条目下重重画圈，神情严肃：“关键看是否构成生产环节。”

    他突然起身，从文件柜深处翻出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1979年钟表组装案的判决书，“当年这个案子，也是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