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人在一个月后被剿邓总理衙门经内部调查后解职逮捕，并宣布查明他就是潜伏在剿邓总理衙门内的明军细作，这份造成极恶劣影响的公文被回收销毁。

    新的一份公文里再次对谣言予以否认，并称即使剿邓总理衙门真的回收明军军票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为了百姓着想，是衙门各级官吏在周布政使的感召下，主动捐出俸禄来帮助穷苦百姓弥补损失。第二封公文带来的恶劣影响甚至更甚前者，得知此事后，太平府的知府都将信将疑起来。而布政使大人知晓后也是勃然大怒，他的左右手闻风而动，迅速侦破此案，发现发出第二封公文的正是判处前一个明军细作死刑的家伙，是一个潜伏更深的明军细作。

    就在第二个暴露的明军细作和被他处死的同伙一样被正法后，剿邓总理衙门果断改走东南督抚的上层路线，很快太平府就接到两江总督衙门下达的公文，以后严禁在任何公文中提及“军票”两个字，否则一律以明军细作论处。有小道消息说，这个禁令是周培公亲自去向蒋国柱总督申请来的。

    “去打山东吧！”那个刚接过明军军票的饭铺老板热情洋溢地向离去的明军士兵挥手：“多带点人回来，我做好吃的给你们。”

    “一定要去打山东啊。”不少百姓都跟着一起嚷嚷，用力地向明军叫喊着。

    在百姓的背后，一个清军使者骑着快马匆匆赶往南京，里面装着一份给两江总督的密告，其中一份是给朝廷的正式奏章——上下一心力保城池不失，众志成城再创铜陵大捷。

    舟山，五月初甘辉、余新、万礼就从台湾逃到了这里，他们离开后郑袭向郑经投降，被郑经迁移到了厦门居住。

    虽然甘辉等人本想只身出逃，但追随者还是不少，本部共计有船只二十艘，兵将五百余人，全都是甘辉等人的心腹，因为忠于主将或是害怕受到牵连而跟着逃来。南京之败导致这三个人的势力大减，不然跟着他们一起逃跑的人或许还会更多。除了这些延平藩的兵马外，还有一万多广东渔民，都是周玉的手下，他们先是被甘辉解救到台湾，甘辉出逃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自愿再次出海，跟着甘辉来到舟山。

    逃来的郑军嫡系只有五百人，算上家属也不过千余人，张煌言倒是安心不少。人数不是太多，舟山收留了他们也不算太大的事，郑经多半也会卖舟山一个面子，不至于穷追不舍，一定要张煌言把人交还，毕竟现在双方还是并肩作战的抗清盟友；如果甘辉他们带来上百艘舰船，两、三千精兵，郑经说不定就会担心留下后患，坚持要舟山尽到同盟的义务，向金厦移交叛逆了。

    得知郑成功去世后，张煌言伤心不已，在邓名的前世，张煌言就为此丧失了斗志，解散了军队，决心以死殉国。不过现在张煌言虽然悲伤，但并没有绝望，不但没有解散军队，反倒积极筹划如何把郑成功先前的那副担子也承担起来。

    郑成功生前最主要作用就是牵制住了清廷部署在广东、福建的重兵，现在金、厦既然还在明军手中，郑经还在两地驻扎着数万人的军队、近千艘战舰，那张煌言觉得闽粤的清军重兵和耿、尚两藩还不能东进或是北移——这个战略负担张煌言觉得暂时还不需要自己去接替承担。

    在暗暗松了口气的时候，张煌言又想到了郑成功的第二个作用，那就是控制海贸，为明军寻找军费来源。在本月初，暂住在舟山的日本人寻找各种借口回国，这无疑是个不详的征兆；而本来客客气气想寻求合作的荷兰人，也先后扬帆离港。他们当然不敢明说，但荷兰人认为郑成功去世后，巴达维亚议会多半会再次改变东亚的政策，重新倾向于与明军开战——他们猜得不错，在邓名的前世，在了解了最新的进展后，巴达维亚就决定和满清合作，拒绝向明军缴纳海峡通行税，并动用武力保卫通航权、争夺对日贸易权。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