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地段，一座灰色的旧式小楼，分左右两户，上下两层。南面整幅长窗正对着波涛粼粼的黑海。上回和彭维维一起见过的那个老钱，还有另外一个姓邱的中国商人与他同住。

    我感觉怪异，无论怎么看，他也不象能和不相干之人和睦而临的人。

    对我的疑问，他解释得云淡风轻：“哪天死在房子里，总算有人知道。”

    “就是就是。”我再次想起失去的初吻，充满恶意地附和他，“省得肉烂了都没人知道。”

    他回头瞪我：“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说话这么歹毒啊？”

    我故作委屈地撇撇嘴：“我说的是实话嘛，你别不爱听。”

    我还真没有说谎，安德烈曾讲过一个故事，成功地恶心了我一个星期，看见肉就躲得远远的。

    那个案子里，有一个福建商人，被同乡在室内杀死，尸体剁碎煮熟后冲入马桶，堵塞了楼下邻居的管道。邻居请来修理工，打开下水道后，发现里面充斥着碎骨和烂肉。

    邻居还以为是被虐杀的猫狗尸体，气愤之下当即报警。警察在管子里掏啊掏啊，粉碎的内脏和筋骨取之不绝，最后看到一截人类的手指头，所有人都唬在当场。

    此案曾在奥德萨轰动一时，并引起房屋租金暴涨，因为当地人宁死不肯再租房给中国人。

    “你说说，好好在国内呆着不好吗？非要出来，结果把命赔在异乡，图什么呢？”我十分不解。

    对这个故事，孙嘉遇眉毛都没有抬一下，自顾自熄了火拔下钥匙，然后才说：“你还记得七公里市场那档子事儿吧？”

    我点点头。之前一直避而不谈，如今他终于提到这件事。

    “那小子身中一百多刀，几乎没了人样，你知道为了什么？”

    虽然亲眼目睹了那个命案，我还是狠狠打了个哆嗦，忙不迭地摇头。

    一百多刀，那得需要多大的恨意？

    孙嘉遇冷冷地笑一笑：“他是青田帮的人，常年在‘七公里市场’收保护费，作恶太多，场内的商人都恨透了他，实在忍不下去，凑了钱，想请乌克兰当地黑帮做掉他。可惜那小子命大，提前得到消息，跑了。过了半年，他突然在附近出现，被人发现。一个电话，七公里市场提前关市，满场商户几乎倾巢出动。终于找到他，结果就是你看到的。”

    我的腿开始发软，简直拉不开步子，想起当日遭遇，依然手脚冰冷。

    “动手砍人的，大部分是他的同乡，从没有案底的清白商人。浙江人平常说话软了吧唧的，砍起他来却一点儿都不手软，你就知道这家伙民愤有多大。”

    我打着摆子问：“最终结案了吗？”

    “三十多号人，警察找谁去？法不责众。同乡会出面，塞些钱这事就完了。中国人内部的事，警察才懒得管。”

    我说不出话来，原来真相是这样的。难怪他当时叮嘱我，不要对警察说一个字。

    安德烈也说过，自打中国人来到奥德萨，犯罪率就开始直线上升。有浙江和福建两地黑帮迅速崛起的缘故，也因为喜欢身揣巨额现金的中国商人，很容易成为本地盗匪眼中的肥孙嘉遇还没提到海关的盘剥、警察的勒索和同胞间的倾轧。就这么着，都拦不住乌泱乌泱前仆后继涌来的人群。

    利字当头，命可以排在第二位。商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人。

    “可不。”孙嘉遇回头嘲笑我，“也幸亏你碰上的是这些商人，不然你这个倒霉蛋儿，早被人咔嚓灭口了。”

    我忍着冷战跟在他身后四处参观，努力消化这些变态的故事。

    这是一座俄式的传统建筑，原属于前苏联的一位退休政府官员。房间内线条流畅的橱柜和壁炉，处处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已经陈旧的地毯和窗帘，仍然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