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总是为了我和母亲忍气吞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她能摆脱所有束缚，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我撒手了，我希望她能借机飞远一点。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攥住了。

    周末，我回到家乡，站在弟弟的坟前，带来了出版社同意印刷他诗集的消息。

    姐姐做到了，我现在过得很好，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我的文章能帮助像咱们这样的普通人说话，让更多人不会像咱们这样受欺负。

    秋风吹过麦田，带着一种温暖而安宁的气息。

    回程的路上，我在车站听说，陈建军因为多项罪名被判了五年，李小红因为更多的诈骗案件被判了八年，那个让我弟弟死去、我失去孩子的恶果，终于有了应得的报应。

    就在等车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了陈建军的母亲，她已经老了很多，驼着背朝我走来。

    秀娥啊，是老天让我在这儿碰见你。

    她拉着我的手，满脸的愧疚：当年我就知道建军对你不好，可我没有制止他，我对不起你啊。

    我轻声安慰道：婶子，这不怪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回到省城，我在整理采访资料时，意外发现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我爹和陈建军他爹年轻时候的合影，两人举着酒杯，笑得像兄弟一样。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无论将来如何，愿我们的孩子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多么讽刺又多么悲哀，他们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所有恩怨的源头，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一些小小的矛盾和误会，被时间和各自的固执无限放大，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报社办公室里，桌上摆着弟弟的诗集样书和父亲的那张老照片，窗外是熙熙攘攘的省城街景。

    我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

    弟，爹，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那些伤痛已经成为我的力量，我不再需要依靠任何人，也不会再为过去的阴影所困。这大概就是真正的自由吧。

    电话铃响了，编辑让我去采访一个重要的工人维权案例。

    我合上日记，拎起相机，大步走进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