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手指，“它不会经常停在半路上么？”

    “我还有一辆通勤的，”她满不在乎的吐出沾了灰尘的唾沫在郊外开敞篷车实在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今天我的身份是寻欢作乐的虚荣女人，虚荣女人不开胜利牌黑色小轿车。”

    “你哪天不是虚荣女人？”柳鲍芙问，“这是怎么弄来的？”

    于是贝卡向我们展示了方向盘下的一个小小标记，“他以前是属于某个卡扎罗斯军官，卖车的欠我一个人情，只花了七分之一不到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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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多申科呢？她不是坐你的顺风车？”

    “她有事儿，来不了。现在，”贝卡绕到车的另一边，“容许我向你们介绍，卡扎罗斯最好的音乐家，约根·舒勒。”

    我看着坐在副驾上的男人，倒抽了一口冷气。

    舒勒很瘦，这是任何人能注意到的上缓缓晕开。

    “安抚与重建项目”中存在着一个在冠冕堂皇的会议上不会被提起的矛盾点：尽管目的是去卡扎罗斯化，消灭前敌人身上的“反革命病毒”，我们却从不允许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事实上我们会故意假惺惺的要求战俘们保存一点适当的“军人味儿”，就是为了将他们永远困在一个“异位”的世界中，让他们出不去，也进不来。那点军人味足矣叫我们知道他们和我们的不同，是异类，是敌人。他们活着但不是生活，除了生命一无所有，而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根本在于他们可以被碾压。在秩序重塑的新世界，这样存在至关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们可以被排除在外－－通过排除，文明城邦得以建立。人人平等，除了敌人。他们是牺牲品，为了社会繁荣民众幸福被一股脑塞上祭坛，管它其中有多少无辜误伤。而牺牲品由权力定义。在此之前是是不受洗的异族人，是没有土地以高利贷为生的商人，是没受过教育贫穷粗野的米嘉斯人，是贪婪软弱爱慕虚荣的女人。牺牲品被剥夺

    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柳鲍芙和贝卡是否真的喜欢这样以折辱人为目的的派对，又或只是在模仿过去听说的骇人见闻。但我深切地明白我们再也不是刚入伍时眼神坚定，目光明亮的士兵了。不要误会，我永远爱她们，也十分赞成柳鲍芙的“变成婊子”计划。可当我看着满脸春意的战友总会不禁好奇她们是否还记得刚入伍的那个晚上，我们围坐在长桌前，狼吞虎咽难得的燕麦，又害怕又激动。

    “你怕么？”我记得我问身边的贝卡，她正在厚重的棉衣里笨拙的扭动着想叉起一块干瘪的土豆。

    “怕，”她的嘴唇上挂了一点面包屑，扭过头细细琢磨起来，“不过也没那么怕。”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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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冻死了，爹和哥被卡扎罗斯人打死了，姐和姐夫都被抓走四年了，我没啥好怕的。”她嘴里塞着东西，含糊不清，语气比理论课的政委还要平淡。

    我很抱歉。

    “抱歉什么，又不是你干的。”她的眼睛是拉瑙卡冬日冻土的颜色，坚硬如铁，在战争结束前不再产出泪水。

    “你会再见到你的姐姐的。”坐在我另一边的卡季卡保证道，“我父亲说最多到明年圣诞我们和卡扎罗斯政府就会达成休战协议。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你们来我家一起过圣诞吧，妈妈看过合照后非常想见见你们，尤其是贝卡，她在信里叫你小小莫雷夫纳。”

    “费多申科，我怎么告诉你的，这里没有贝卡，没有赫塔，没有卡季卡！”正巧绕到我们背后的训练官勒诺洛夫上校恨铁不成钢，“还有你们俩，恰尔洛夫，斯米尔诺夫，体测不合格，晚上加练。”

    “是，长官！”我们赶快站起来敬礼，目送他离开。我和贝卡在体能考核上一直很吃亏，她太瘦小，连军装都不合身，经常跑到一半儿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