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就不多的醉意被冷风一吹所剩无几，客厅里穆勒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正半跪着擦拭桌上的最后一片水渍。而埃里希则坐在窗边，死死盯着贝卡留下的绿色汽车。我一边脱去外衣准备洗澡，一边指责他不该当面忤逆我。过会儿叫你好看，小麻雀，我恶狠狠地说。

    “我要求被转移到战俘营。”他用天气预报一样的语气陈述。

    埃里希转过身，我不自觉的抽搐了一下，尽管具体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有些东西产生了变化。“我要求被转送到战俘营，和其他卡扎罗斯军官一起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坦克部队的少校会被送到瓦耳塔。”

    “我明白。”

    “你知道她们在瓦耳塔会怎么对付你么？”我背过身去整理衣服，不想让他看到可能的情绪失控。奇怪的是我并没有非常生气，或者说这件事儿没那么出奇，在潜意识里，我也许一直都有预感他会提出这个要求。

    他从没真正经历过战俘营，压根不知道没有庇护的卡扎罗斯高级军官在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自以为全能承受。他的卡扎罗斯军官大脑可以理解战俘营，或者说，正常的战俘营，却没办法理解我的行为举止，我的殴打爱抚。

    “不会比现在更糟。”

    我坐在床上闷笑。他就这么看着我，神情冷淡鄙夷，又像是看素未相逢的敌人又像是看叛徒，显然被宴会上的所见所闻打击到了。

    “你应该听到斯米尔诺夫怎么形容恩斯特的吧？”我说，“你真的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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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贝卡的名字，埃里希缓缓闭上眼睛，好像要眨掉一片尘埃。他最后重复了一遍：“我要求被转移到战俘营。”

    我站起来，醉意上涌，感到天旋地转，强撑着力气走到他面前。他没避开我伸出的手，用那双豹子一样的绿眼睛盯着我，“好好想想，埃里希，”我抚摸他的脸颊，“给你一晚上的时间，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军衔，荣誉，等等一切士兵们奉为圭臬的其实不过是为了掩盖恶臭血腥的香料和森森白骨上的珠宝。在战场上时，我们这些前线作战的士兵，不是为了某个用词华丽的遥远乌托邦，而是为了多活一秒。我们真正做选择的机会很少，大多数行为都是依靠条件反射，卡扎罗斯语响起的地方就是一梭子弹。和埃里希，格略克，等等卡扎罗斯军官不同，我们没上军事学院，也不是男人，只有当米嘉斯濒临失守的时候才轮得到我们上战场。前一天还是海报还是女人搂着孩子送别丈夫，下面写着“放男人去打仗”，第二天就变成女人站在男人身后，下面是坦克和装甲车，“人人都去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男人们在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想的是怎样建立一番丰功伟业，可我们却没法幻想，因为那些英雄故事从来不属于我们。我们可以是在家的母亲，战地的温柔情人，等着他们荣归故里的邻家妹妹，甚至是虚荣懦弱的叛徒，但绝不会是英雄。我有时觉得也许女人才能看到真正的战争。男人太过残忍天真，怎么会以为战场上有荣誉可言。在埃里希这些战争学院出身的军官眼里，战争大约是一场浪漫化的盛大舞会，每个体面的卡扎罗斯男孩都要参加成人典礼。在腥风血雨中杀戮几年就回去组建一个家庭，扮演父亲和丈夫的角色。我虽然从来不曾在埃里希手下当兵谢天谢地，他看上去很不好伺候，但我非常清楚他是那种责任感强，严格冷漠，谨慎保守的老派军国主义者。他认为所有士兵都会无条件服从，对一切政治决策保持中立。可战场上除了那各占百分之零点零一的疯子和圣徒比如卡季卡这个极端案例，在人性屠宰场上始终保存良知，剩下的全是普通人，有诸多缺陷，性格各异的普通人，木匠的儿子，送信员的女儿。大家都很自私，当你几天没吃上饭，衣服里都是跳蚤，臭的像只山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