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头上盖着卡季卡的外套，脚上则裹着安娜的外套她的更破烂。安娜一只手按在步枪背带上，因为要负责的后半夜站岗必须抓紧时间休息。尽管飞机轰鸣和前线的炮弹不绝于耳，尽管空气里有死亡和泥土的腥气，我还是尝到一段点有限但久违的宁静。这是我真正的家庭，我的父亲，我的姐妹。我看着明亮的星星，很高兴又活过一天。多奇怪啊。我杀了三个人，但世界没有一点变化，除了又多了三个心碎的家庭以外。我开始想那个漂亮干净的男人，我从洗澡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想他。我变得干净了，但也没那么干净－－没他那么干净。他是怎么做到的，在泥泞的战地如此干净？他闻起来是什么样子？一定不会像我们的头盔一样满是汗水和肥皂。他吃起来了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好吃，很香甜，尽管我知道他现在又脏又破，身上多了一个血洞，马上就要腐烂。如果不是值勤的柳鲍芙用鞋尖挑起衣服盖住我的眼睛，我真不知道我还要想多久。

    有趣的是，没过多久，莱勒诺夫就向我和贝卡特别配给了爆炸子弹。也就是说，如果再晚几周遇见埃里希，他即便不死，也会被烧的面部融化。

    我们的相见，注定是一个战争期间最常见不过的，阴差阳错的巧合。我忽然有些可怜埃里希，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猎物。他反抗，挣扎，不甘心，甚至创造过欺骗死神的奇迹。然而苦难永无止境，几年后的今天，他还是我枪口下的猎物，我瞄准器里的囚徒，跌跌撞撞，无法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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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从被击中的那一刻，埃里希就在和污泥作斗争。他拼命保持干净，却不断的摔倒，狼狈不堪。为避免鞋底被泥浆弄湿，埃里希决定舍近求远，顺着劳动建设楼的一楼走廊前进。他的身影消失了，但我可以估算他会看到什么。在潮湿闷热的昏暗房间里，成百上千个战俘卖力的重复洗衣服，做瓶子，做鞋子和纺织等流水线工作，活像工业的幽灵，“大机器的小小齿轮”。

    我能理解为什么格略科要赌上一切换取顾问的身份，战俘的生活并不好过，即便没有性侵也糟糕令人叹息或是兴奋，取决于你是卡季卡还是贝卡。瓦耳塔每天早上要打五遍铃声，第一遍起床铃在四点半，第二遍集合铃五点。在中间的半个小时内，囚犯要听从军官指挥，完成洗澡，排泄，整理屋子和床铺等一系列任务，具体顺序视情况而定。五点整，随着铃声结束，所有囚犯要以合格的仪容仪表站在各自床铺前，手贴裤缝，立正等待看守检查。瓦尔塔的内务规定极为严苛，“你们都曾是军人，我也要用军人的标准要求你们”，莱勒诺夫如是说。未经允许，囚犯不允许携带任何私人物品前往工作场合，也不能乱带东西回宿舍，早晚检查时一声令下，所有人双手平伸，手指张开，如果制服带口袋，那么口袋也要翻出来避免走私。毛毯折叠整齐后放在枕头下方，幸运的战俘将家人或是军官赠予的厚衣服或是围巾摆放在床脚，尽力显得有礼貌谦逊。对于是否允许囚犯持有私人物品，大多数军官持反对态度，日记，衣服，袜子，甚至是内裤和内衣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危险因素，但如果完全不允许囚犯有任何东西又未免有些过于残忍，于是我们只能做出退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没有太大危险性，比如食物，香烟，火柴，尖锐物品，而战俘本身又非常乖顺的话，我们就允许他们暂且保存。随着冬天的到来，能否拥有私人物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特权。它很大程度上决定轮到你去做露天苦力时，你会穿着棉袄，围巾，毛衣和羊毛长袜还是统一发放的裹脚布，木鞋和单薄的秋装。

    第二遍铃声结束后还没有来得及归队的囚犯会被处罚，可能是几鞭子，罚站也可能是关禁闭，总之不是太严重。接着是检查和点名，应到几人，实到几人，几人因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