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养成中的作用。这种差异形成了中西文明不同的价值取向：西方文明重

    “契约伦理”，中华文明重

    “德性伦理”。

    然而，两种文明并非截然对立。孔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伦理金律，与康德

    “人是目的”

    的道德律令，在终极价值层面具有相通性。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价值共识为文明对话提供了基础。正如杜维明所言：“儒家的‘仁’学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二）现代性视域下的德治与法治

    在当代中国，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孔子

    “仁礼之辨”

    的现代转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对这一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继承。法律作为

    “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为社会划定行为底线；道德作为

    “内心之法”，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伦理境界。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结合体现为

    “情、理、法”

    的统一。例如，在审理赡养纠纷案件时，法官不仅依据《民法典》判决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更通过调解引导当事人体悟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的伦理内涵。这种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的治理模式，既突破了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局限，又避免了传统德治的泛道德主义倾向。

    （三）个体生命中的情与理

    对现代人而言，仁与礼的张力更多表现为个体生命中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人们常陷入

    “理性的算计”

    与

    “情感的渴望”

    的撕裂：一方面追求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又渴望真挚的人际关系与生命的意义感。孔子的

    “仁”

    学思想，为化解这种冲突提供了精神资源。

    “克己复礼”

    的自律精神，可帮助人们在物欲横流中保持道德定力；“己欲立而立人”

    的忠恕之道，能引导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关怀他人福祉。这种

    “情理合一”

    的生存智慧，正如李泽厚所言的

    “情本体”

    哲学，强调在理性规范中守护情感的本真性，在情感抒发中遵循理性的尺度。

    六、结语：穿越千年的文明启示

    站在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

    21

    世纪，回望孔子的

    “仁礼之问”，其现代性意义愈发彰显。当

    alphago

    战胜人类棋手，当基因编辑技术挑战生命伦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思考：技术文明的发展，究竟应以什么为价值导向？孔子的回答是明确的：文明的根基，在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在于

    “仁”

    所代表的人性之善。

    从雅典学园到稷下学宫，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升都伴随着对

    “人何以为人”

    的重新确认。孔子的

    “仁礼之辨”，在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终极目标的追问

    ——

    当我们掌握了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是否还能守护好内心的道德律？在生物技术革命的今天，这种追问具有格外紧迫的现实意义。当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

    能够改写人类遗传信息，当脑机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