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一、青铜时代的天下秩序：孔子命题的历史语境

    周初分封的礼乐秩序，如同一幅经纬分明的织锦，将

    “中国”

    与

    “四夷”

    纳入

    “天下共主”

    的文明框架。当箕子在朝鲜半岛推行

    “八条之教”，当太伯奔吴建立勾吴文明，中原王朝以礼乐为纽带，构建起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的文化共同体。孔子所处的春秋中期，周王室虽已衰微，但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的传统观念，仍如余烬般维系着华夏世界的精神认同。

    （一）华夷之别的制度性建构

    《周礼夏官职方氏》中，“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

    的记载，勾勒出西周时期的华夷朝贡体系。这种体系并非单纯的政治臣服，而是以

    “礼”

    为核心的文明等级秩序：中原诸侯需遵循

    “三年一聘，五年一朝”

    的礼制，夷狄之国则

    “时见曰会，殷见曰同”，礼仪规格的差异，象征着文明程度的高低。

    在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

    “何尊”

    铭文中，“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的记载，首次出现

    “中国”

    概念。此时的

    “中国”

    并非地理概念，而是文明坐标

    ——

    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因礼乐制度的完备，成为天下文明的基准点。与之相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的称谓，既指方位，更寓含文明教化的层级差异。

    （二）礼崩乐坏下的华夷秩序危机

    春秋初期，夷狄势力的扩张对华夏文明构成实质性威胁。公元前

    664

    年，山戎伐燕，“割燕之北地，至蓟丘”；公元前

    627

    年，西戎

    “破镐京，杀幽王”，迫使平王东迁。在军事压力之外，更严重的危机是礼制的夷狄化

    ——

    郑国大夫子元

    “以车六百乘伐郑，入其桔柣之门，悬门发，获九女，陈妾数百”，其行为已与戎狄无异。

    管仲

    “尊王攘夷”

    的政治实践，折射出华夷之辨的现实焦虑。公元前

    656

    年，齐楚召陵之盟中，管仲以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

    责问楚国，表面是追究贡赋，实则是维护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的文明底线。这种将政治军事行动与文化认同绑定的策略，成为华夏文明存续的关键。

    （三）华夷互化的早期实践

    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明互动中，华夷之辨呈现出动态性。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既有中原礼乐的形制，又融入楚地巫乐的元素，证明曾国作为

    “汉阳诸姬”

    之一，在与南蛮的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礼乐文化。这种

    “以夏变夷”

    与

    “以夷变夏”

    的双向流动，打破了华夷对立的刻板印象。

    在《穆天子传》的神话叙事中，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执白圭玄璧以见”，并与西王母

    “饮于瑶池之上，赋诗互答”。这个传说折射出西周时期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