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感觉，多少冲淡了往事的沉重感，但那些梦魇般的记忆依然让她的心被沉重的情绪塞满，“不过，在故事发生的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才刚刚打开国门，很多人根本没有进行B超的习惯，因为这个政策也才刚刚开始推行，而大多数人也都相当无知，起码这个女孩的父母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在怀孕时进行筛选，这样，宝贵的生育名额就浪费在了女儿身上。而很快，在这个女孩6个月的时候，当地的政策力度加强，作为公职人员，如果想要保住工作，他们就绝对不能违反政策了，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是这样。”

    她顿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长长地吐出来，“这对夫妻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他们幸运地双双成为了政府工作人员，但对男丁的渴求依然写在血脉里，他们非常责怪自己——草率地用掉了第一个名额，也非常责怪自己的大女儿，如果不是她，他们本可以有一个儿子的。当然，基本的人性让他们没有下手处理掉这条小生命——这也是这女孩应该感到感激的地方，起码很多人是这么说的，因为，你也许很难想象，但在中国的有些家庭里，为了想要一个儿子，家长是真的可以虐待和杀死女婴的。”

    “这并不奇怪，”似乎是感觉到了珍妮的顾虑，切萨雷以学术的口吻评论道，“一样是资源有限情况下的应激反应，人们经常高估了社会的道德性，但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你会发现道德和人性、秩序实际上都是一种奢侈品。尤其在13亿的基数下，当国家政策和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极端事件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是的，就像是在民众可以自由持枪的美国，和枪支有关的极端案件几乎也是一种必然一样。”珍妮说，她对切萨雷的语气感到轻微的不悦——不过她也知道这是她矫情了，估计如果切萨雷对于中国的蒙昧和落后表现得不可置信，她也会有辩驳的冲动，但现在他开始冷静地分析原因了，她也不由得感到一阵不舒服，“但这不能让枪击案的受害人更好受一些，不是吗？对这女孩来说，全国有多少人和她处境相似，甚至更悲惨，这一点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无法改变她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环境里长大的事实。她和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像是你说的，其实你的父母对你没有主观恶意，他们只是不在乎，但她……但那女孩的父母则不同，他们确实对自己的孩子怀抱恶意，因为她夺走了他们拥有儿子的机会。”

    越是忙碌的人当然越容易忘事，尤其是对珍妮这样忙得疯狂的人来说，甚至仅仅是2001年她刚刚穿越过来时的生活——她在表演《芝加哥》舞台剧时的生活，都渐渐已经有些模糊，但随着话题的渐渐深入，更多似乎早已被遗忘的画面重新出现在了眼前，珍妮再次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地抑制着声音里的哽塞，“更糟的一点是，这女孩的父母是公职人员，她生活在城镇而不是农村——不像是你，她没有和同类生活在一起，她不是生活在一个女孩天生低人一等的地方：没有继承权、没有宅基地，当然也没有任何男性村民能享受的权益，如果她生活在农村，她不会有这么深的不幸感，因为所有女孩，几乎所有姐姐都要为弟弟让道，而且根据当时的政策，农村居民可以生两个孩子，所以她的父母也应该不会把憎恨全集中在她身上，毕竟他们还有一次机会。但她偏偏生活在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大多数公职人员都受过教育，他们对男孩还是女孩并不是那么的执着，如果可以选，也许也会要男孩，但既然只能生一个女孩，那女孩当然也是他们的掌上明珠。”

    “我猜想那女孩肯定承受了一些精神虐待。”切萨雷说，他的语气有些沉重，过了一会，他又加上了一句，“如果没有生理虐待的话。”

    “如果你承受的忽视是一种精神虐待的话，”珍妮说，“那么她承受的虐待程度会更深一些，没有那种夸张的殴打，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