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二饼一拨儿的，八二年的！”

    李军伟从小就是个“别人家孩子”。

    不仅成绩好，性格也讨喜，属于那种小眼睛一眯就能叫来一堆糖的主儿。

    左邻右舍的大妈们常夸他“脑瓜儿灵光、嘴巴甜”。

    但军伟的“灵光”也有调皮的一面——他曾用弹弓把邻居家院子里的鸽子吓飞了，还振振有词：“我这是模拟打靶训练。”

    小时候的李军伟，最大的愿望是“长大当科学家”，再大一点，他的愿望改成了“有个随身听”，再后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天天盯着电视机里的《黑猫警长》发呆。

    李父对儿子的教育极其认真，每晚吃完饭一定要检查作业，语重心长地说：“你可不能像你爸，一辈子窝在机关里，干点没啥出息的活。

    你得出人头地，哪怕考上个大学，去省城转转也成啊。”

    那时候“考大学”是全家的头等大事。

    李军伟从小被灌输了“只有读书，才能跳出农门”的观念，虽然他压根儿没在农村生活过一天。

    李母则属于典型的“唠叨型”慈母，总在饭桌上碎碎念：“今天咱厂来了新机器，贼先进。

    你爸那水利局也要改革了，说不定以后就不包分配啦……”军伟听得一头雾水，只记得“改革”两个字仿佛是某种看不见的“巨变”。

    他不知道的是，1982年以后，一场改变亿万人命运的浪潮，正在缓缓酝酿中。

    李家的生活还算安稳——单位每月发米票、油票，年终还能分上一两斤肉。

    偶尔下班晚了，全家人还会在单位食堂来一碗五分钱的西红柿鸡蛋面，那味道，军伟一辈子都不会忘。

    那个夏天的夜晚，李父坐在阳台上抽着“大前门”，看着刚满周岁的军伟在地上学走路，嘴里喃喃道：“这娃以后，应该能有出息吧。”

    月光清亮，照在小院的青砖上，也照在这个普通家庭悄然展开的新篇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