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手指触到会议室的门把时，后颈的伤疤突然传来一阵刺痛，不是药水的灼烧，而是真实的、皮肤下的悸动。我突然明白，这个夜晚的每一道伤口、每一次练习、每一个谎言，都在将阿列克谢·西多罗夫的血肉，重塑成约瑟夫·斯大林的模样，哪怕灵魂在剧痛中崩裂，也要让这具躯体，成为苏联人民眼中不可动摇的信仰。

    门推开的瞬间，硝烟味与烟草味扑面而来，十几道目光同时投向我。我看见朱可夫元帅站在地图前，手指按在德军推进的箭头上，他的目光扫过我后颈的伤疤，停留了零点一秒——足够让我冷汗浸透衬衫，却又立刻敬礼，用带着格鲁吉亚颤音的俄语说：“同志们，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会议室的挂钟指向六点一刻，分针与时针形成的角度，像极了斯大林签名时最后一笔的挑勾。我坐在橡木长桌的首位，摸着桌面上深深的刻痕，那是真正的斯大林用钢笔尖年复一年戳出的印记，现在，我的指纹正在覆盖他的痕迹，而地堡深处的冷藏室里，那个创造这些痕迹的人，正在慢慢冻成一块沉默的冰。

    窗外，莫斯科的黎明正在炮声中到来，而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麦田里的妹妹，没有时间去感受后颈的疼痛，甚至没有时间去害怕。因为从这个瞬间开始，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发言、每一个手势，都不再属于阿列克谢，而是属于斯大林——那个必须活着站在红场的人，那个必须让千万人相信莫斯科不会陷落的人，那个连灵魂都要献出去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