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我留给她的红绳麦穗。贝利亚的目光再次扫过后颈，这次带着审视的热度，像在判断焦土令是否让替身露出破绽。

    “散会吧，”我挥了挥手，烟斗在指间划出疲惫的弧线，“朱可夫同志，确保焦土带的火势在黎明前燃起；贝利亚同志，监督撤离行动，任何阻挠者，按叛国罪论处。”

    贝利亚离开时，故意将笔记本落在桌上，首页写着：“替身对‘伊尔库茨克’反应异常——建议核查其家庭背景。”我盯着“家庭背景”四个字，想起高个子特工在卡车里说的话：“阿列克谢·西多罗夫，父母双亡，妹妹安娜·西多罗娃，1925年生于……”这些伪造的档案，此刻正在贝利亚的怀疑中摇摇欲坠。

    独自留在会议室，摸着桌上未干的蜡封，那是刚才签署其他命令时留下的。火漆印上的锤子镰刀图案清晰可见，却让我想起集体农庄的烙铁——每个农民的牛都要烙上印记，而我，正在被烙上斯大林的印记，永远无法去除。

    凌晨五点，莫洛托夫送来第0428号命令的草稿，末尾附了段备注：“乌克兰共产党请求延缓焦土政策，称‘农民会暴动’。”我盯着“暴动”二字，想起1932年的乌克兰大饥荒，老人曾在日记里写：“有时候，饥饿比子弹更能让人听话。”

    “加上一条，”我拿起钢笔，“对拒绝撤离的村庄，视同通敌，指挥官可就地正法。”这句话让莫洛托夫的眼镜片闪过一丝惊讶，他不知道，说出这句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那个曾在集体农庄目睹村支书鞭打抗粮农民的少年，此刻正在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

    钢笔尖在“约瑟夫·斯大林”的签名旁停顿，墨水在纸面洇开小小的晕圈。后颈的结痂在低头时裂开，血珠滴在命令末尾，像个天然的句号。我知道，这个签名将导致60万苏联平民失去住所，却也可能挽救数百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在战争中，生命从来不是以个体计算，而是以数字、以红蓝箭头、以焦土带的宽度来衡量。

    回到地堡时，冷藏室的方向传来隐约的脚步声，应该是卫兵在更换斯大林遗体的冰袋。我摸着口袋里的婚戒，内侧的“娜杰日达，1919”已经被体温焐热，却依然冰冷。镜中人的眼睛里，农民的悲悯正在被领袖的果决取代，像冻土在火焰中融化，却又在更冷的寒风中重新冻结。

    清晨七点，朱可夫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火光的噼啪声：“焦土带东段已燃起大火，”他说，“伊尔库茨克一号农庄的农民试图阻止工兵，被……”“被处决了多少人？”我打断他，声音平稳得让自己害怕。短暂的沉默后，他说：“17人，包括一名12岁男孩。”

    放下电话，我盯着墙上的斯大林画像，1918年的察里津，他站在燃烧的粮仓前，眼神如炬。现在，我正在复制他的眼神，却比他多了份颤抖——那是农民对土地的不舍，对焚烧麦田的愧疚，却只能藏在元帅服下，化作签署命令时的果断。

    贝利亚的密报在十点送达，首页贴着妹妹的照片——那是集体农庄登记表上的旧照，扎着两条麻花辫，抱着刚出生的羊羔。密报写着：“安娜·西多罗娃，现居伊尔库茨克三号农庄，拒绝撤离，已被列入‘通敌嫌疑名单’。”

    我盯着照片，妹妹的眼睛和我一模一样，灰蓝色，带着麦田的清澈。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在“处决”二字上画了个圈，却又改成“强制撤离”。贝利亚的怀疑如影随形，我不能让他发现，替身的软肋正在焦土带的火光中燃烧。

    中午十二点，第0428号命令正式签发，火漆印盖下的瞬间，地堡深处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应该是某座桥梁被提前爆破。我摸着后颈的伤疤，突然明白：焦土政策烧掉的不只是房屋和粮仓，更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最后的人性温度，从今往后，我必须像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