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避难。相框玻璃上的倒影里，我后颈的伤疤与照片里斯大林的如出一辙，却多了道新鲜的烫痕——那是今天在工厂被机床蒸汽灼伤的，与替身的身份完美重叠。

    凌晨一点，地堡深处传来沉闷的卡车声，应该是nkvd的囚车在转运犯人。我摸出瓦西里的日记，泛黄的纸页上写着：“父亲说，冰上生命线的每块浮冰都要用人命来固定。”钢笔字迹颤抖，带着少年的惊恐，却让我想起集体农庄的冰面——小时候凿冰捕鱼，每一步都可能坠入深渊，而现在，我正在让37个人成为别人的“安全浮冰”。

    裁纸刀的刀刃在台灯下泛着冷光，我对着镜子练习老人削苹果的手势，果皮再次断裂，掉在“列宁格勒死亡人数统计表”上。统计表显示，城内每天有800人死于饥饿与寒冷，而37人的死亡，能换来至少37车的物资，拯救更多的生命。“这是算术题，阿列克谢。”我对着镜中人低语，声音带着伊尔库茨克的乡音，却很快被格鲁吉亚的颤音取代，“就像焦土令烧掉60万间房屋，却拖延了德军的补给线。”

    镜中人的灰蓝色眼睛里，农民的悲悯正在被领袖的果决冻结，像拉多加湖的冰层，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中迅速凝结。当第三十七声枪响从远处传来，我数着挂钟的滴答声，想象那些被处决者临终前是否会想起自家的麦田，就像我想起伊尔库茨克的妹妹，此刻可能正蜷缩在疏散营的角落里，数着天花板上的冰棱。

    清晨五点，朱可夫带着前线战报闯入办公室，他的斗篷上沾着冰碴，烟斗里的烟丝早已熄灭：“德军在季莫夫斯克投入新的虎式坦克，我们的反坦克炮射程不足，防线出现缺口。”他的目光扫过桌上的处决名单，停顿在“伊万·西多罗夫”的名字上，“这些牺牲……是否必要？”

    “是必要的。”我将裁纸刀拍在他的战报上，刀刃几乎切断“虎式坦克”的字样，“就像你在红场阅兵时让士兵们看见我，这些枪决是让德国人看见：苏联的每一寸冰面，都站着宁死不屈的战士。”朱可夫的烟斗在指间转动，突然笑了：“您越来越像1918年的察里津政委了，同志。”这句话像块烧红的炭，烙在后颈的伤疤上——1918年的斯大林，正是在焚烧粮仓与处决逃兵中，锻打出钢铁般的意志，而我，正在复制这份残酷的锻造。

    上午十点，贝利亚送来冰上生命线的首航报告，37辆卡车全部按时抵达列宁格勒，车斗里的冬装带着nkvd特工的体温。“市民们在货物上发现血手印，”他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敬意，“他们说，这是斯大林的血，温暖了整个冬天。”

    我盯着报告里的“血手印”，想起捷尔任斯基工厂那位女工的烫伤——她在操作冲压机时流血，却坚持在零件上留下手印，说“让德军知道，每发炮弹都带着苏联工人的诅咒”。现在，37人的血手印，正在成为冰面上的路标，指引着生的方向。而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消失在nkvd的档案里，只留下一个编号，一段“因延误执行枪决”的记录。

    午后，我独自走进武器陈列室，瓦西里的日记被我藏在斯大林1918年的马刀旁。翻开新的一页，少年的字迹更加颤抖：“父亲今天削苹果时，果皮终于断了，他说这是列宁格勒的血染红的。”我摸着马刀的刀柄，防滑纹里嵌着细小的木屑，应该是某次战斗中留下的，而我的后颈，正有木屑般的结痂在脱落，露出底下新生的皮肤——不是阿列克谢的，也不是斯大林的，而是战争锻造出的新的存在。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四点敲响，那是列宁格勒冰上生命线启动的时刻。我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焦土带的火光与拉多加湖的冰光交相辉映，突然明白：替身的使命，就是成为连接谎言与真实的桥梁——用农民的血肉，铸就领袖的钢铁；用个体的悲剧，换取集体的希望。那些被处决的运输队员，那些被烧毁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