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签约那天，bon的销售代表私下叹气：“早知道你有这手段，当初就该答应把塔筒图纸卖给你了。”

    王曦权没回应，只是点了支烟，站在风场的边缘，任由北欧的风拍打着他满是风霜的脸。

    那年，达坂城的风曾吹得他睁不开眼。如今，他只想靠自己，再让那风转一次。

    不是为评估，不为政绩。

    而是——为了中国人自己的风机。

    他没想到，这一番“倔强”的坚持，会成为行业的转折点。

    不久后，国家经委正式下发文件，明确要求风电项目不得进口塔筒——理由简单粗暴：新疆电力局都能做，其他单位也能做。

    就这样，王曦权无意间开创了中国风电历史上塔筒国产化的先河。

    今年初，达坂城风电二场顺利完成装机。

    但有两件事，仍旧像钉子一样钉在王曦权的记忆里。

    第一件，是外经贸委的杨启帆当着众人对他说：“你要是把二场的装机容量做到一万千瓦，我就在你们现场开发布会！”

    这句话他始终铭记于心。

    既是动力，也是某种迟来的承认。

    他也有底气——4台

    bon

    500千瓦、叶轮直径

    35米的失速型机组，本身就是全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机组。

    他敢扛！

    另一件事，则让他惋惜至今，也是他这段时间的“执拗”所在。

    那是半年前，他代表新疆电力局，去找航天部一院洽谈合作制造国产风机的可能。

    一院也没有敷衍，派出负责人齐同庆亲自带队来到风电二场实地考察，双方本打算以bon

    300千瓦机组为蓝本共研共造。

    但最终，因理念分歧，合作搁浅，未能走到最后。

    王曦权对此没说什么，只是把那份未完成的合作协议锁进了抽屉。

    他太清楚了，这些年，国内能真正愿意下场搞风电制造的机构，少之又少。

    这些事，自然很快就传到了刚从深圳回到达坂城的麦麦提耳朵里。

    那天傍晚，麦麦提靠在实验楼的栏杆上，远处晚霞落在荒坡与风塔之间。

    他盯着天色变幻，忽然咧嘴一笑。

    “王老师，您还真没停下折腾风机的脚步啊……”

    麦麦提想了想，回屋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王老师您好，您在乌市吧？我回来啦……有空，一起喝一杯？”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才传出来一句；“好啊！就今晚噻！”

    ——

    乌鲁木齐的春夜来得很快，四月的风穿过高架桥底，带着一股刚退去冬天的干冷。

    二宫体育馆旁，那家老牌的“幸福烤包子”小馆灯光昏黄，墙上还挂着早年水利局的黑白合影。

    王曦权抱着杯子，半晌没说话。

    他盯着杯中微微泛黄的白酒，好像在回忆什么，也像在犹豫该不该开口。

    麦麦提低头给他满上，手上动作一如既往地轻。

    面对王曦权，他从来带着几分敬意。

    “王老师，干杯。”

    他说得简短，举杯轻碰，没有客套，也没有多余的仪式感。

    王曦权一仰头喝完，酒劲上来，眼圈泛红了点。

    “我就说我当年没看错人。”他笑着说，语气像是半句调侃，半句真话，“你小子是块风里来的料——风越大，走得越稳。”

    麦麦提笑了笑，没接话，只是夹了点酱牛肉给他：“我当时也不知道风是啥，就是想离勤杂活远点。”

    “你小子，还这么故弄玄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