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来挂药和洗漱用品的架子外，室内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一切都是白茫茫的，只有几团隆起的床单高低起伏，轮廓像他们永远回不去的故乡的雪山。

    整个一区都弥漫着那种医院特有的味道，刺的鼻腔发痛。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细微的呻吟衬的空气越发安静，好像现在还处于深夜而囚犯都在沉睡。没人说话，大家都乖乖坐在标了自己名字的床上，像刚出生的孩子被放在保育盒里一样，或蜷缩或平躺，呆滞木然，面无表情，偶尔无机制的转动眼球表示没有死透。他们注意到我，或者说，我手中的鲜花。一个褐色卷发的年轻男孩甚至撑起身子，努力想多看一会儿，脖子贪婪的伸得老长，露出被烫伤的锁骨。我轻快的走过一张张绝望茫然，瘦骨嶙峋的脸。我真的变了，那些脸转瞬即逝，在我的心中留不下丁点记忆。我还记得瓦耳塔刚建立时从南方来的第一批俘虏。脏的像煤炭工，衣服有破烂不堪，大多因为长久的行走鞋子破烂不堪，赤脚伤痕累累。他们站在广场上，颓废又疲倦，用一块衬衫布裹住头和脖子御寒，冷的瑟瑟发抖。随着莱勒诺夫两声急促的军哨，他们手忙脚乱的拍成四列，等待我们准备战俘的档案－－－那时瓦耳塔的军官很少，一切都需要亲力亲为。卡扎罗斯男人们一个个走到桌前，摘下帽子和围巾，核对证件，收到一串新的数字。随后他们被分为两组，验明身份的和身份不明的。后者接受审讯，前者扑上消毒粉洗的干干净净接受卫生检查，过程中反抗的被拖去欢迎挨打，有病的进行治疗。最后幸运通过所有测试的开始第二次清洁，这次在集体浴室。卡季卡在话筒里声嘶力竭的叮嘱洗漱事项，“先生们！门口的军官会给每人一块毛巾，一把刷子，一块肥皂。请管理好个人卫生，腋下，耳后，脚底，下阴，脖子和后背等多汗藏污的部位肥皂搓洗，必要时用刷子。我重复一遍！请管理好个人卫生！你们被俘虏了，不意味着不能像一个人！清洁是尊严的基础！”次完澡后战俘会被收到一套新衣服和新被褥和必要的清洁用品，最后随机分配给不同区域，正式成为瓦耳塔的囚犯。囚犯同时只有一套衣服，每天洗澡时丢进外面的绿色大桶，上衣左边，裤子右边，出来时再从蓝色大桶里捡一套已经消毒晒干的。反正都一样，每件衣服都不合身，战俘们又个个瘦的吓人。

    彼时我负责名单登记。鲁道夫·卡尔·哈根贝克是我写下的第一个名字。我现在还记得他，宽肩膀，高个子，脸冻的通红，嘴唇干裂，蓝眼睛眼睛眨个不停，费劲的拼写自己的姓氏。“h－a－g－e－n－b－e－c－k。”他呆了没几个月就“幸运”的被一个帕罗亚姑娘选去农场当苦力。她心很好，即便知道鲁道夫是恩斯特手下的士兵后也不介意，“他会习惯草原的”，她说，“毕竟这不是他第一次去了。”她最后买了四个和恩斯特一块服役的士兵带回了帕罗亚，现在还经常给谢瓦尔德寄果酱和奶酪，想来那些奴工干事儿还算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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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看了太多死亡，不论是肉体还是灵魂。用狙击枪击毙敌人和近距离的一点点毁掉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后者更亲密，好像被漫溢的绝望和痛苦淹没，最终我学会在水底呼吸，学会冷漠。战俘营和战场不一样，这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情形，没有任何理由，我单纯的开始享受施虐，享受不再将他们当成人看待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费心记住他们的名字？那不过是一张张相似的可鄙面孔，随时都可能消失。

    埃里希睡在最尽头靠窗的床位，右手拷在床栏上，臂弯处还插着针头，双目紧闭，不知是在休息还是不想看我，脸色惨白，鼻梁和颧骨上贴了纱布，眼周下布满淤青，可怜的要命。

    “这是怎么了。”我问正在隔壁换药的赫尔佐格。

    “为了防止乱动。”赫尔佐格从善如流的回答，“他挣扎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