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筒子楼的公共厨房，永远弥漫着一股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气味。那是煤球燃烧后略带刺鼻的烟味，是陈年油垢在高温下缓慢释放出的腻歪，是各家各户锅里翻腾的、带着时代印记的寡淡饭菜混合在一起的气息。下午五点，正是这气味交响乐渐入高潮的时刻，锅铲碰撞声、家长里短的吆喝声、小孩追逐的尖叫声，在狭窄的、被油烟熏得发黄的走廊里嗡嗡共振。

    我，李梅，国营纺织厂会计，正守着蜂窝煤炉上那只边缘有点豁口的旧铝锅。锅里是几片蔫头耷脑的白菜叶，在稀薄的汤水里载沉载浮，旁边可怜巴巴地卧着两个黄中泛灰的窝头。蒸汽顶得锅盖噗噗作响，却带不来半点油水的香气。手里捏着刚发下来的、薄薄几张纸片——肉票、油票、糖票，像捧着稀世珍宝，又沉甸甸地压着心口。这点定量，得精打细算撑到下个月，给丈夫张建军碗里多添点油星，他厂子里扛大包，体力消耗大。

    吱呀——

    沉重的、仿佛带着怨气的推门声，蛮横地撕开了厨房里惯常的嘈杂。我下意识回头。

    门口，堵着一座移动的小山。婆婆王秀兰，六十五岁，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斜襟罩衫，稀疏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倔强的小鬏。最醒目的，是她背上那架油黑锃亮、沉甸甸的蝴蝶牌老式缝纫机头，用一根粗麻绳牢牢捆着，勒在她单薄的肩膀上，压得她整个人向前佝偻着，像一张绷紧的弓。她脚边还放着一个鼓鼓囊囊、打着补丁的蓝布包袱。汗水顺着她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探照灯似的，精准地扫过厨房里每一张错愕的脸，最终牢牢钉在我身上。

    妈我手里的锅铲差点掉进锅里，心猛地往下一沉，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您…您这是

    王秀兰没立刻答话。她先是重重地、像卸下千斤重担似的把缝纫机头哐当一声撂在油腻的水泥地上，震得旁边摞着的几个空碗碟一阵哆嗦。她直起腰，长长地、极其夸张地吁出一口气，抬起袖子用力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和灰尘的混合物，这才叉起腰，目光炯炯地环视一圈，声音洪亮得能盖过所有锅碗瓢盆的交响：

    哎哟喂！可累死我这把老骨头了！建军呢我大儿子呢她眼睛扫到我，那目光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索取，李梅啊，别愣着！赶紧的，帮妈把这‘吃饭家伙什’（指着缝纫机）搬屋里去！以后啊，妈就住这儿了！地方小点不怕，挤挤暖和！

    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邻居们投来的目光，有好奇，有同情，更多的是了然于心的一丝看好戏的意味。谁不知道王秀兰偏心小儿子张建民偏到胳肢窝去了她自己的退休金，月月准时变成张建民兜里的香烟、酒瓶子和牌桌筹码。如今扛着缝纫机来投奔大儿子这算盘珠子，隔着筒子楼都能听见响。

    我喉咙发干，艰难地挤出声音：妈，您…您住这儿那建民那边…

    嗨！王秀兰大手一挥，那姿态仿佛在驱散一只微不足道的苍蝇，脸上是十二万分的理直气壮，建民他一个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那狗窝哪是人住的地儿再说了——她腰板一挺，下巴高高抬起，目光扫过竖着耳朵的邻居们，声音陡然拔高八度，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正义感，我们家建军！国营大厂的正式工！七级工！工资高！养他老娘，那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吗这是他的福分！

    天经地义四个字像四块板砖，结结实实拍在我胸口。我看着她那张写满了我儿出息我享福的脸，再看看炉子上那锅清汤寡水，一股凉气顺着脊椎爬上来。这日子，怕是再也清静不了了。

    王秀兰的到来，如同在我们这间十八平米的鸽子笼里，投入了一枚深水炸弹。那架沉重的蝴蝶牌缝纫机，霸道地占据了我们狭小客厅里唯一一块相对宽敞的角落，上面很快堆满了她的各色碎布头、线轱辘和一件件半新不旧、打着补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