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会配合调查。我起身，剩下的，你和法律谈吧。

    我走出办公室，电梯门缓缓合上，最后一眼，是他苍白的脸和几乎合不上的嘴。

    下楼的时候，我接到妇联那边的电话，说贺林被找到了，躲在外地朋友家，精神状态不佳，已经送医治疗，正在恢复中。

    我靠在地铁车厢的角落，第一次在这种强光之下，感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不是胜利，是归位。

    我终于不再是那种需要被谁定义、被谁确认、被谁承认的女人了。

    贺林也不需要是。

    也许，这世界上曾有无数个林夏，但终有一天，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再是某段关系里的影子。

    晚上的时候，我回到家，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

    不是每段烂掉的关系，都要靠原谅来缝合。

    有时候，真相本身，就是治愈。

    我合上笔记本，关灯睡觉。

    梦里没有沈以川，也没有那栋花园别墅。

    只有风，很轻，吹着窗外那棵梧桐，一片叶子落在我窗台上，安静又真实。

    7

    云南的黎明

    再见贺林，是在心理援助小组的第三次集体会谈。

    她坐在窗边，头发剪短了许多，穿着灰色卫衣，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眼神不再飘忽不定。

    我们没有刻意打招呼，只是在会后并肩走出那栋老旧的文化中心时，她轻声说了句谢谢。

    我点头，没有多问。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只需要你站在身边，而不是站在她的伤口上。

    我现在做的工作，已经从法律代理转向心理支持和恢复计划构建。每天面对的，不再是条款、协议和庭审，而是一个个挣扎着从痛苦中往外游的人。

    有时候我觉得，我像个搭桥的人，用曾经那些被淹没的碎片，去给别人垫出一块块可以站稳的石板。

    沈以川的案子还在继续。

    他没有被定罪，但因为贺林的事件，公司遭遇集体信任危机，一纸声明发出后，他卸任了所有公开职务。

    他没有找过我。

    有记者想采访我，我拒绝了。

    我不想再把自己的生活放在别人的故事里。

    每一个真正结束的故事，都不需要旁白。

    八月，我接到一份来自云南边境公益组织的邀请，去参与一次长期法律援助项目。

    我花了一整晚考虑，最终回了一个字：行。

    出发前，我收到了一封快递。

    是一个信封，里面是我三年前写下那封律师函的原件，被完整还了回来。

    落款处，有一张便签：

    林夏，我终于明白，那封信不该交给我，而该留在你自己手里。

    ——沈以川

    我盯着那封信看了许久。

    纸已经泛黄，字迹却依旧清晰。

    那天傍晚，我去了一趟老地方。

    就是那家我们第一次约会的西餐厅，靠窗的位置早已换过无数客人。

    我坐下来，点了杯红酒，没有吃东西。

    雨开始下的时候，整个城市仿佛陷入一层模糊的膜里，连玻璃上的水痕都像某种旧事在缓慢倒流。

    我想起了很多画面：

    他深夜发来的那句我在楼下，我翻了好几遍才敢回；

    他第一次带我见客户时，说她不是正式女朋友，只是帮忙；

    他明明记得我的生日，却从未公开说过一句这是林夏；

    还有那次我在他家过夜，半夜听见他梦里喊的，不是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