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我听见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直到手机屏幕亮起——锁屏是儿子周岁时沾满奶油的笑脸。

    后来潘宏宇送来烫伤膏，说是看见我手上有被药草汁液灼红的痕迹。

    药膏装在青瓷小罐里，附着的便签用瘦金体写着：“杭白菊三钱，金银花二钱，煎水可缓解腕痛。”

    我将便签夹进《本草纲目》，深夜又爬起来烧掉，灰烬落在养了十年的绿萝盆中。

    转折发生在那天。

    我在更衣室发现潘宏宇落下的笔记本，翻开竟是密密麻麻的药材手绘，每页边缘都缀着细小的“怡”字。

    我指尖抚过那些藏在三七叶片间的、蜷缩在冬虫夏草旁的、隐匿在藏红花花蕊中的字迹，突然听见走廊传来同事的说笑……“听说黎医生要调去北京进修？难怪最近总往咱们仓库跑……”

    玻璃门外晃过的人影惊得我合上笔记本，金属搭扣“咔嗒”一声，像扣上了潘多拉的盒子。

    第二天验收天麻时，潘宏宇的袖口蹭上我的围裙系带。

    他解缠绕的丝带时低声说：“下月我要去同仁堂学习三年。”

    我盯着他腕表秒针划过罗马数字Ⅳ，听见自己用采购员的职业口吻回答：“那要提前恭喜黎医生了。”

    最后一次见面在江滩。

    我抱着发烧的儿子从儿童医院出来，正撞见来送行医资料的潘宏宇。

    秋雨斜斜地浇下来，他撑开黑伞罩住母子俩，伞柄上吊着的药囊随步伐轻晃，散发出安息香的宁神气息。

    “妈妈，这个叔叔身上有幼儿园消毒水的味道。”孩子突然的童言让两个大人都怔住。

    我望着江面货轮的灯火，想起结婚那年除夕，聂向阳也是这样撑着伞，伞面向我倾斜成三十度角。

    分别时潘宏宇递来牛皮纸袋，里面是托同事从云南捎的酸角糕。

    他后退半步，伞檐的雨水在我们之间织成珠帘，“梅玲，你值得被人妥帖收藏。”

    我抱着纸袋在公交站台等了三趟车，直到酸角糕被体温焐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