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潮裂岸锁孤城，裁纸刀光判死生。

    剥尽浮华留骨血，犹闻麦浪动心惊。

    克里姆林宫的花岗岩走廊在深夜泛着青灰，我的元帅靴跟敲在地面，回声惊飞了穹顶下栖息的麻雀。捷尔任斯基工厂的机油味还粘在袖口，后颈的假伤疤因冷汗而发痒——那是白天在冲压机旁被火星溅到的，此刻与斯大林1918年的烫伤位置分毫不差，像命运烙下的双生印记。

    贝利亚的办公室门虚掩着，苦杏仁味混着雪茄的辛辣扑面而来。他坐在橡木桌后，手指抚过摊开的地图，列宁格勒周边的拉多加湖被蓝笔圈成孤岛，湖面上蜿蜒的白色虚线标注着“冰上生命线”——这条穿越冰封湖面的运输通道，即将成为困守孤城的600万军民唯一的补给线。

    “斯大林同志，”贝利亚起身时，制服布料摩擦发出细碎声响，“列宁格勒方面军报告，首批运输队延误17小时，37辆卡车的冬装与药品滞留沃尔霍夫河岸。”他推过档案夹，首页照片里，冻僵的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手心里还攥着半张女儿的照片，“道路结冰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指挥层畏惧冰面开裂。”

    办公桌上，瓦西里·斯大林的银色裁纸刀正在台灯下反光，刀柄上的雕花与老人随身携带的那把一模一样。我曾在冷藏室见过真正的斯大林用过的版本，刀柄内侧刻着“娜杰日达”的缩写，而眼前这把崭新的，是贝利亚今早让人送来的“办公用品”。刀刃划过苹果表皮的瞬间，果肉的甜香混着皮革的冷硬气息涌上来，我想起捷尔任斯基工厂那位举着炮管零件的工人，他的工装口袋里也揣着女儿的照片。

    “解决方案，贝利亚同志。”我盯着照片里司机冻裂的嘴唇，突然发现他的后颈有块胎记，和我妹妹的位置相同，“按战时条例，运输延误可判处10年劳改，但列宁格勒的孩子等不了十年。”刀刃在果皮上划出歪斜的痕迹，“枪决37名责任人，包括他们的指挥官。”

    贝利亚的钢笔尖在处决名单上顿了顿，第12号名字“伊万·西多罗夫”让我指尖发紧——与我同姓，却毫无关联。“斯大林同志，”他的声音低得像冰面下的暗流，“其中三人是1936年重工业金奖得主，枪毙他们会打击工人士气。”

    苹果的甜香混着雪茄的苦味在口腔里打转，我想起白天在工厂看见的场景：女工们抱着襁褓在机床前打盹，婴儿的襁褓用旧工装改制，补丁上还绣着小小的红星。“士气？”我将果皮甩向地图上的拉多加湖，卷曲的果肉在桌面上投下阴影，“当列宁格勒的母亲们用报纸裹住孩子的尸体，士气会从冰缝里长出来吗？”

    贝利亚的笔尖开始移动，在每个名字后画上红叉，像在冰面上标出爆破点。我盯着他修剪整齐的指甲，突然想起红场阅兵时那位抱着婴儿的女工，她的指甲缝里嵌着机油，却依然在零件上刻下孩子的名字。“通知朱可夫，”我擦去刀刃上的果汁，“让他的副官亲自监督处决，用他们的步枪为冰上生命线开光。”

    窗外飘起冻雨，敲打在防弹玻璃上，像德军侦察机的机枪预热。贝利亚收拾文件时，袖口的氰化物香囊蹭过我的手背，那种熟悉的苦杏仁味，与逮捕我时的高个子特工如出一辙。“凌晨两点执行？”他确认道，“需要亲自签署命令吗？”

    裁纸刀在指间转动，刀柄的雕花硌得掌心发疼。我想起焦土令签署时，妹妹可能正在撤离的队伍里，踩着结冰的路面，怀里抱着我们家最后的母鸡。“不，”我将刀重重按在地图上，刀尖对准“列宁格勒”三个字，“让朱可夫签署，附上我的批语：‘冰面不会为懦夫承重’。”

    贝利亚离开后，我盯着办公桌上的银制相框，里面是伪造的“斯大林全家福”——妻子娜杰日达微笑着，女儿斯维特兰娜抱着玩偶，而真正的娜杰日达早已自杀，斯维特兰娜正在高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