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等你们的店开起来买压面机。老人的手在发抖，盒底躺着零散的硬币，还有张字条，是温翠香的字迹：蒜薹炒肉要放十二颗泡辣椒，别忘。字条边缘渗着水渍，像被泪水泡过的诗行。

    裁缝铺的门在清明前贴上封条，二梅跟着父亲回了晋南老家。我在她常坐的缝纫机抽屉里发现半件未完工的蓝印花围裙，领口处绣着朵极小的葱花，针脚歪斜却固执——那是温翠香最擅长的图案。顶针被留在案板上，麦穗图案对着铁皮棚的破玻璃，像在等待永远不会回来的手。

    梅雨季来临时，铁皮棚开始漏雨。我蹲在地上接水，突然看见温翠香的记账本躺在床底，最后一页多了首没写完的诗：顶针在雪地里生锈红绳在消毒水旁断裂而你切土豆丝的声音还在午夜的梦里咚咚咚地敲着案板。字迹被水渍晕开，案板两个字糊成一团，像她最后那天耳后被冲花的假痣。

    温翠香的姐姐偶尔会路过早点铺，高跟鞋在青石板上敲出冷笑：她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客人都夸她有气质。她扔下雨伞就走，伞骨上印着北方大酒店的烫金logo，却没看见躲在门后的我，正把她掉的珍珠耳钉收进温翠香的搪瓷缸——那是她用来装葱花的缸子，补丁处还留着二梅的针脚。

    七月流火，我在晚报中缝看见北方大酒店的招聘广告，配图里的前台小姐穿着笔挺的制服，耳后隐约有颗浅褐色的痣。我盯着报纸发呆，直到油墨蹭脏围裙，才发现那不过是错觉——温翠香的痣，早已被她用粉底盖住，连同我们在迎泽公园漂走的纸船，一起沉进了记忆的湖底。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下时，铁皮棚的煤炉彻底熄灭。我把雕花刀、擀面杖、红绳残结收进木箱，箱底压着温翠香母亲给的老陈醋，瓶身还贴着她写的便签：给翠香炒糖醋鲤鱼用。巷口的风掀起蓝印花布，露出二梅未完工的围裙，葱花图案在夕阳下像团跳动的火，却暖不了逐渐冰冷的铁皮棚。

    失去联系的第100天，我站在北方大酒店的玻璃门前，看着旋转门里穿高跟鞋的身影闪过。红绳残结在口袋里硌着掌心，突然明白有些失去，就像案板上的刀痕，即便磨平了表面，纹路仍深深刻在木质纤维里，每当触碰，就会泛起隐痛。

    铁皮棚的钥匙被我挂在二梅留下的顶针上，晃荡在深秋的风里。温翠香耳后的痣，红绳转运珠的温度，案板上的诗行，都成了木箱底的旧物，而我们，终究在误会的风雪里，弄丢了彼此手中的那根红线，只留下空荡的铁皮棚，在岁月里，独自数着未说出口的告白。

    第十二章

    玻璃幕墙后的剪影

    2001年的深秋，北方大酒店的玻璃幕墙映着梧桐叶的碎影。我蹲在对面的公交站台，看温翠香跟着经理巡视客房，西装裙裹着的腰肢比在铁皮棚时细了一圈，耳后却再没露出那粒浅褐色的痣——她总在清晨对着镜子涂厚厚的粉底，像在掩盖某种秘密。

    每天下午三点，她会准时出现在员工通道，捧着不锈钢饭盒吃午餐。有次我看见她打开盒盖，里面是白米饭配腌芥菜，和我们在铁皮棚时的午餐一模一样，只是少了我炒的蒜薹炒肉。她低头扒饭时，手腕上的银手链滑到肘弯，露出道浅红的印子——那是曾经红绳转运珠的位置。

    温翠香的母亲每周会来早点铺，往我手里塞用报纸包的核桃：翠香在酒店总说梦话，喊着别让煤炉灭了。老人的眼睛肿得像浸了水的核桃，她把你们的记账本藏在枕头下，经理说她查房时总盯着客人的早餐发呆，像在数葱花饼的层数。

    我偷偷攒钱买了部二手手机，却始终没勇气拨通酒店总机。通讯录里存着温翠香三个字，号码是从酒店招聘广告上抄的，每次按到拨号键，拇指就会在键盘上打滑，像在躲避某种滚烫的东西。直到有天，温母塞给我张字条，上面是温翠香的宿舍电话，字迹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