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到了，又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最后，医生语气平静得近乎残酷：血肌酐2300μmolL，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0，结合临床症状，初步诊断为尿毒症。需要住院了。消毒水的气味突然变得刺鼻，耳鸣声如惊雷炸响，我看见弟弟攥着衣角的手在发抖，而自己喉咙里像卡着块烧红的铁，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随即，医生给了一张单子给我，说打上面的电话看看有没有床位住。不知等了多久，终于等到了走廊的床位办理住院。

    到了晚上，住院部的玻璃窗映出父亲连夜赶来的身影时，父亲未带母亲一起，母亲比较脆弱，来了怕是会更加难过。父亲站在病房门口，烟还没点着就被揉成碎末：听医生的，砸锅卖铁也要治。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里，我望着弟弟插满留置针的手背，突然想起他小时候攥着我衣角叫姐姐的模样，而此刻，命运的巨轮正碾过我们所有人的人生。

    消毒水的气味在谈话间愈发刺鼻，主管医生翻动检查报告的声音，像砂纸摩擦着我的神经。血肌酐突破危急值，血红蛋白三十几。他的笔尖重重划过某项数据，透析和保守治疗各有利弊，你们家属得尽快做决定。我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无形的手掐住——那些在学校背得滚瓜烂熟的相关知识，此刻竟全化作一片空白。

    最...最好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我的声音在颤抖。医生摘下眼镜擦拭，窗外的阳光斜斜切进办公室：理论上肾移植是目前最佳手段，但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条件还达不到。我院也不具备手术资质。他顿了顿，语气放轻，当务之急是通过透析排毒，纠正贫血，先稳住生命体征。

    推开病房门时，弟弟正盯着输液管发呆。我攥着报告单的手沁出冷汗，生怕这晴天霹雳压垮他。没想到他反倒扯出个苍白的笑：姐，别愁眉苦脸的，不就透个析嘛，我扛得住。父亲坐在床边，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我们打遍了所有认识的肾内科专家，亲戚从省城发来最新的治疗指南，手机屏幕在深夜的病房里明灭。弟弟始终安静地听着，最后坚定地说：就选透析，我想活下去。以后身体条件好了，再考虑手术。当父亲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下名字时，笔尖在纸面洇出小小的墨团，像极了此刻我们破碎又倔强的小希望。

    病房的玻璃蒙着层薄薄的水雾，把消毒水的气味和走廊的喧闹都隔成模糊的色块。疫情防控的铁律下，医院只允许一名固定陪护，父亲毫不犹豫地揽下了这个担子。他说：现在就剩你上班赚钱了，我陪护，你下班再过来，有什么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那些日子里，我成天穿梭在医院之间。清晨五点半的菜市场，我挑最新鲜的肉和蔬菜；正午的烈日下，保温桶紧紧贴着胸口，生怕凉了半分。但每当隔着病区的玻璃，看见父亲笨拙地用勺子给弟弟喂饭，看见弟弟强撑着笑说真好吃。所有疲惫都化作了心底的酸涩与坚定。医院门口的树叶在风里沙沙作响，仿佛也在为这场与命运的拉锯战加油鼓劲。

    弟弟病情好转出院，医生说要继续做透析治疗。父亲不甘，想着带弟弟去省里最好的医院再检查，于是我请了假一起踏上了去省城的路途。

    消毒水的气味穿透口罩，在省医院门诊大厅里织成密网。我攥着缴费单，看着电子屏上跳动的排队号码，父亲蹲在角落抽闷烟，弟弟裹着外套靠在长椅上，苍白的脸映着头顶惨白的灯光。从挂号到办理住院，七八个流程跑完，窗外的日光已经西斜。当护士告知疫情管控，住院部只允许一个陪人，其他人不能上住院楼。父亲掐灭烟头，声音沙哑却笃定：我去。男的照顾起来方便。随后，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住院楼的大厅里

    暮色漫过住院楼的玻璃幕墙，我在楼下绿化带的石凳上反复刷新手机。发出去的消息像投入深潭的石子，迟迟不见回应。我打电话至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