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组说导演请吃饭，她没去。

    她说——如果这个角色是靠陪酒换来的，那她宁愿不要。

    ”他说得很慢，每一句都像是在拔自己一根骨头。

    “后来她被临时换了角色。

    本来是女主角，结果只给了个连台词都没几句的边角戏。

    她去后台问是为什么，有人指着她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一个杂种，还想当女主、还敢拿架子？’”他低着头，嗓音像从地底挤出来的。

    “他们还说：‘你这样谁会让你拍戏？一点规矩都不懂。

    ’”他顿了顿，哽咽了。

    “那场戏是在一座仿旧茶楼里拍的，她要从三楼走下那段外挑的木梯，戏里安排她端着茶托走得飞快，好让镜头能‘一气呵成’。

    但她就这样……就……摔了下去。

    ”“据说她是分了神。

    导演在一旁催场，副导在喊‘快点’，她看了一眼摄影机那边，聚光灯正对着她脸，那是她换角以后为数不多的镜头……她没站稳，脚下一滑，整个人就倒下去了。

    ”他终于抬头，眼神死死盯着前方。

    “她落地那一刻，摄影机还在拍，灯还没灭，所有人都在看，但没人，从头到尾，整整三大栏，像一份沉默的回响，又像一场无法终止的控诉。

    文中并未提到名字，也没有直接描写，但字里行间早已把真相写得清晰：一个南州来的女孩，在上海的聚光灯下试图成为“被看见的自己”，却在夜色中坠落于无声的街角。

    她是演员，是码头的孤儿，是工人，是工人的妹妹，是一个什么也不确定却仍愿意奔跑的人。

    文章最后一句是：“她还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她说：‘我会写的！’。

    我们却没能为她留住一条可以写下去的路。

    ”陈蔚青坐在印报间时，天还没亮，机器轰鸣声盖过了心跳。

    她盯着纸张一页页吐出，看着自己一字一句地印在那些墨香未干的页上，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盗火者，偷来一点光，却迟了一步。

    那是婉芝离开后，她——《一个不该死的人》。

    永丰纱厂后面的仓库门半掩着，墙上贴着一张粗糙的手绘标语：“工人夜校·抗日经济读本·今晚八点”。

    纸面被雨水打湿又风干，边角卷起。

    罗炽南在仓库里搬纸箱。

    箱子里装的是新印好的工人劳动法小册子和一叠叠未经审查的传单——全是学生们自发印刷的。

    他亲自盯了油印，从配纸、校对到最后的分发，一丝不苟。

    黑市上的人劝他别太冲：“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工人了。

    ”他说：“那不然呢？我不是工人，还能是什么？”夜校刚散，他把剩下的册子一捆一捆装进袋里，递给几个年轻工人：“你们往白石桥送，别走主街，绕后巷。

    ”他语气平稳，不紧不慢，像早已习惯。

    那几个工人接过袋子，有个年轻的偷偷问：“哥，你以前真是…混黑市的？”他没应，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像是笑了笑，又像没笑。

    晚上十点，厂区楼顶。

    风很大，他站在边缘的位置，身后是层层铁皮房顶，脚下是南州冬夜的灯火。

    他一边看着那份报纸，一边一支接一支点烟。

    风把火光吹得忽明忽暗，像记忆里破旧戏台上的灯。

    有个老工人走上来，把围巾裹紧了些：“炽南，你在看什么？”他没回答，把报纸对折，折得整整齐齐。

    老工人看到上面那个标题——《一个不该死的人》。

    “……你认识写这报纸的人？”老工人问。

    罗炽南站了一会儿，终于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