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的程闯被吵醒，哇哇大哭起来。程建国抱起孩子，心如刀割。那一夜，他坐在小阳台上抽完了半包烟，看着东方渐渐泛白。

    三天后，程建国做出了人生最大胆的决定。他悄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给妻子留了一封长信和半年的工资，趁天没亮就出了门。火车站人潮汹涌，他挤上去广州的绿皮火车时，心脏狂跳不止，既因为恐惧，也因为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同志，换一下票。列车员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程建国掏出那张皱巴巴的车票，上面印着北京—广州的字样。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一次人生的跃迁。

    火车缓缓启动，程建国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城市轮廓，泪水模糊了视线。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他知道，如果继续留在那个牢笼般的工厂里，他灵魂的某部分将会慢慢死去。

    1984年5月3日，程建国踏上了深圳这片热土。走出罗湖火车站的那一刻，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活力。到处都是工地，起重机的声音此起彼伏，街上行人步履匆匆，与内地城市的慢节奏形成鲜明对比。

    建国！这边！王勇在出站口使劲挥手。他比大学时胖了一圈，穿着时髦的格子衬衫和牛仔裤，与程建国的白衬衫蓝裤子形成鲜明对比。

    你小子真来了！王勇一把搂住他的肩膀，走，先带你吃饭，然后去宿舍。

    坐在王勇的摩托车后座上，程建国紧紧抓着座位两侧。摩托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飞驰，路两旁是正在施工的高楼和密密麻麻的脚手架。

    这里变化太快了，王勇大声说，半年前这条路还是农田呢！

    晚饭在一家大排档解决，炒河粉、白切鸡和冰镇啤酒。程建国惊讶于这里的物价之高，一顿饭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

    习惯就好，王勇满不在乎地说，这里工资高，消费也高。明天我带你去见我们老板，说好了让你先干技术员，月薪三百，包住不包吃。

    三百元！程建国在心里惊呼，这相当于他在纺织厂工资的三倍。但兴奋很快被现实冲淡——宿舍是八人一间的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肆虐。那一晚，程建国躺在狭窄的上下铺上，听着室友们的鼾声和远处工地的机械声，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王勇带他参观了电子厂。流水线上，数百名年轻女工正在组装录音机机芯，动作麻利得像机器人。车间主任是个香港人，用蹩脚的普通话向程建国介绍了工作内容。

    程先生有技术背景，太好了！香港主任拍着他的肩膀，现在最缺的就是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才。

    程建国很快适应了工作。与国营工厂的拖沓不同，这里效率至上，一个问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一个月后，他改进了机芯组装流程，使生产效率提高了15%，老板当场给他加了五十元工资。

    发薪日那天，程建国去邮局给妻子寄了两百元和一封信。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深圳的见闻和自己的工作情况，字里行间满是兴奋。回信两周后才到，李秀芹的字迹冷淡而克制：钱已收到，孩子很好，勿念。关于离婚的事，等你回来办手续。

    程建国把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又赶紧捡出来展平。那天晚上他独自喝得烂醉，被王勇扛回宿舍。

    女人嘛，都是这样，王勇安慰他，等你在深圳混出名堂，买了房子，她自然就带着孩子来了。

    程建国摇摇头，酒精的作用下，他第一次向朋友吐露了心声：我来深圳不只是为了钱。在纺织厂，我提了那么多改革建议，没一个被采纳。看着一个好端端的厂子一天天烂下去，比自己失业还难受。这里虽然累，但至少你的努力能看到成果。

    三个月后，程建国已经升为车间副主任，工资涨到四百五。他搬出了集体宿舍，和